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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下只问方向不问手段可否治天下只问方向不问手段可否读邓小平时代

发布时间:2020-07-21 10:57:37 阅读: 来源:汽油机厂家

伟人和伟大的制度----傅高义笔下的《邓小平时代》

文/冯克利 (译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哈佛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10月出了一本写邓小平的书,作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已经荣休的著名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国内多家出版社愿出版此书,至今未有定论。

对于邓小平其人,搞经济的,搞政治的或搞历史的,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必然会有很不同的解释与评价。从时间上说,邓小平离我们太近,很多事情与他有关。他在历史上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今后还会有什么影响?其功过是非等,时间再久一点儿会更加清晰。我这个年龄的人,前半辈子在毛泽东的红旗下长大,后半辈子从邓小平时代走来,有太多的个人利益和恩怨,太多与个人切身经历相关的情感,大概谁的评价都不会多公允。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

邓小平去世十五年了,但很大程度上,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多大变化,他的直接影响仍在继续。以治国路线和人事上的延续而论,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

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无人可以否认。在执政过程中,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从一个大多数人不得温饱的社会,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多数人衣食无虞的社会。这个变化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为此,傅高义甚至对邓小平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他领导中国走过的改革路程,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他写作《邓小平时代》的基本动机。

我以为,傅高义书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这大概与材料的丰富性有关。傅高义利用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个人访谈、研究著作和政府档案,生动讲述了邓小平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邓小平毕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动都是服务于他的国内目标。

在中国的内政方面,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难以将故事讲得像外事活动那样细致生动。

提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傅高义多次使用的两个比喻,一是“钢铁公司”,一是“绵里藏针”。这两个观察都很到位。邓小平做事一贯坚忍不拔,今天我们把这种品质叫做执行力,但他并不是一个锋芒外露的人。他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这也是从书本里绝对学不到的本领,它只能与个人的性格和经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经验智慧与眼光。

我阅读傅高义的书得出一个感觉,邓小平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改革,而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为社会做一点实事。他不是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人,不是改革愿望为他提供了行动动力,而是行动愿望为他提供了改革动力。这一点上,邓小平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形成了鲜明对照。当年,戈氏搞改革打出的旗号是“公开性”,基本内容是开放言论自由和苏共党内斗争的透明化,结果使苏共对整个社会失去了控制,这是导致苏联体制垮台的直接原因。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这叫“理想高远,技术低劣”。邓小平显然与此相反,他理想不高,但技术高超。

傅高义像很多人一样,常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pragmatic),只有这样来认识邓小平,才能理解邓小平时代的许多特点。

如果评价邓小平带来的各种变化中哪一个最重要,我以为他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使整个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改革。我们的官员逐渐从一个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队伍,变成了一支更加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组织。前两年,张五常曾说,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制度。

邓小平领导风格呈现出另外一个鲜明特点,即他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亲自率先搞改革。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乡镇企业,再后来价格双轨制的启动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经济政策转向的提出,这些事情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它们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按傅高义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在系统调研了国外各种经济开发区的基础上提出,邓小平只是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的晋冀鲁豫就叫“特区”。

傅高义在谈到这些事情时说,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提出新思想,而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把握政治路线的大方向。这反映了邓小平最高明的一面。傅高义在书中一再强调,在邓小平搞改革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在经济改革上都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邓小平缺少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他在改革的政策上不亲自出击,这非但不能证明他的无能,反而证明了他的智慧。

为了理解邓小平这种执政风格的价值,我们也必须明白这种制度的一个特点,它承受不了最高领导人犯下大错误的代价,而这种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不足,又易于让当权者犯下大错误。在这种体制下,如果一号人物出了大错,整个国家和社会会伤筋动骨。

傅高义特别强调的另一件事是,虽然邓小平领导现代世界最为意义深远的变革,可是他却从未正式担任过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按他的分析,主要是因为邓小平在三中全会时还没有配备好自己的班子,他不想为了争夺权力破坏党内团结,损害国家建设大局。这些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却不足以深入解释邓小平在领导改革中那种收敛的风格。

作为一名实干家,邓小平有顽固的一面。他深知中国的出路在于打破旧框框。他看准的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他确信中国在20年内(1980年到2000年)经济翻两番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目标。此后十几年里,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他从未放弃这个想法,这也是他在1992年看到经济有可能大滑坡,通过南巡再次发动新一轮改革浪潮的原动力之一。

今天我们回头看,他所发动的改革开放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至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总体上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用翻两番这个目标来衡量,甚至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功绩,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和赞扬。邓小平最大的功绩,正是他通过引领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使中共干部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他保留了毛泽东为他留下的中共这个组织系统,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所提供的制度平台,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观念革新的自选动作。

这种观念的变化到底有多大,举个现成例子。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商务部长陈德铭针对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中国货物的反补贴法案,批评美国破坏自由贸易的规则。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来很正常,但是如果放到30年以前,一个共产党干部教训美国人不遵守自由贸易原则,会成为天下最大的奇闻。邓小平并没有大力推动中共的干部队伍接受现代社会的法治、公民权利和自由观念,但他确实使他们完全认同了市场、效率和致富的观念。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中国官员与30年前的干部在经济观念上的差别,要远远大于今天的奥巴马和30年前的里根。

很多人看今天的中国,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政权居然能够成功引领一场规模浩大的“经济奇迹”,这也是近年来不断有人谈到“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原因。由于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傅高义甚至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唯一大国”的前景也已经依稀可见。他在前言中说,面对这样一个崛起的超级强国,西方人必须加深对中国的理解,不然对双方都不利。更深入地认识邓小平这位缔造了这一奇迹的伟人,则是取得这种理解的关键。傅高义没有表示认同“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之类的说法,他仅仅希望他的读者能够通过对邓小平的了解,去认识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内在机制。

傅高义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简单罗列出了邓小平留给中国政府的种种问题,这是全书写得最草率的部分。傅高义似乎没有认识到,邓小平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会继续发生何种影响,与他的成功相伴随的各种问题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比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更重要。

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与邓小平的改革成果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一具体到如何进行改革,人们的分歧仍然很大。这些问题在邓小平生前就存在,由于经济发展使它们看上去还不那么急迫,但是今天在很多人看来,它们已经变得难以容忍了。

应当说,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至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使顺利的制度转型具有潜在的可能,如果能够在邓小平的经济成果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完成制度转型,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中国历史上不缺伟人,但在现代中国,真正能够称得上“伟大的制度”建设者的人,即“立法者”(law maker)的,却是极为罕见的。我们有出伟人传统,却没有建设伟大制度的传统,但是正如布莱希特所言,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

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能否帮助我们去建立一种不再那么需要伟人的“伟大的制度”?

预测历史毕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当今中国,对于下一步的制度演变应该采取什么方向,议论者甚众,这些议论不管有什么分歧,都包含着针对“中国应当向何处去”这个病症开出的药方。药方各不相同,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有没有体制问题存在分歧;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看到的问题不同,或者对不同问题的严重程度给予了不同的权重。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着人们对中国的制度前景仍存有很大疑问,而这无疑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的一部分。

伟大的人不管因为取得什么成就而成为伟人,他一定是个一向令人信服的人。同样,伟大的制度也应当是一种能够长久令人信服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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